山东拖拉机厂位于兖州县城的西北方向，大安公社境内，距县城约7公里。1960年开始建厂，曾由苏联专家援建。后来经过的挫折，基本上处于下马休眠状态。1970年，山东省革委会鉴于当时农业对拖拉机的巨大需求，决定重新上马，组成了山拖会战指挥部。抽调了一大批干部、工程技术人员进厂，并招收了大批工人，开始上马生产“泰山25”马力拖拉机。
当时山拖属于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，位于上海拖拉机厂，洛阳拖拉机厂之后，隶属于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。当时厂里干部配备的级别比较高拖，指挥是省里调来的刘慧卿厅长。后来的指挥梁树威，成为省经委的主任。还有一位副指挥，原来曾经任的秘书的姚力文也被下放到山拖厂工作。姚力文同志文革后曾任《人民日报》农村部主任，我与他打过交道。山拖厂在兖州属于大型国有企业，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。
我的每次重大生活变化，总是伴随着一次生病和挫折。我1975年底接到山拖厂的录取通知后，从插队的村到公社办理自己的户口粮油关系。在公社的粮站，还领了半个月的一袋粮食可以带走。当时的道沟公社即现在的兴隆庄镇，离城里还有五六公里的距离。我背着粮食想扒一辆拖拉机进城。我把粮食往拖拉机上一甩，肩膀便剧烈痛了一下，肿了起来，造成了扭伤。当时硬撑着也没有去看，一两个月之后才好。几十年后的一次CT检查，说是左肩有陈旧性骨折。那时我还不到20岁，年轻人往往不把伤病当成事儿。
刚入山拖厂，已经是1975年年底，还没有具体分配到车间。我们几个学徒工先是被分配到厂大门对面的一个施工工地上，值班看工地。这是第一次由农村知青进入工人阶级队伍。看工地的代班大姐是个济南人。闲来无聊，给我们讲一些济南的奇闻逸事。她夸张的口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忘记了她姓什么。
春节以后我们这批新工人便被分配到各个车间。山东拖拉机厂是个功能完备的机械装备加工工厂。有铸造分厂、发动机分厂和翻砂、铸造、动力、大件、小件、齿轮、冲压、热处理、机修、装配等十多个车间。发动机分厂位于兖州城西南，与总厂不在一处，也叫南山拖。
我被分配在小件车间。主要是加工拖拉机小的零部件。加工工序很多，车、铣、铇、磨、钳都有。使之成为组装拖拉机的零配件。 车间是一个很大的标准的穹型房子。里面有几十台车床，铣床，钻床等各种机械。有近百个工人分为五六个班组。
我的工种是车工。师父赵广志是滕州人，回族，刚结婚不久，是个老实厚道的年轻人。班长郝玉民，长得高高大大，比我们早进厂几年，待新工人很好。刚进厂时我还没有自行车，是他经常用自行车带着我进城回家。
我使用的是一个中型的C620的普通车床。小一点的车床如C616，一般是女工在操作。车床的关键技术是磨刀。即把车削用的刀具用砂轮打磨出刃。既不能太厚，用起来笨重而走不动；也不能太薄，容易被打坏。打坏后可能就报废了。磨刀技术比较好的是刘玉祥师傅，后来我们成了朋友。我们按照图纸的要求切削零部件，有各种各样的形状。较难的是一种挑絲。即将一根长的铁棒车出螺纹丝。操作车床最麻烦的是，车削出来的削铁屑是滚烫的，甚至发红的。铁屑会打在脸上和手上身上。身上的地方经常会被烧起一块块黑疤。
作为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工人，工作是非常辛苦的。当时我们的工作是三班倒。即白班上午从8点到下午4点。小夜班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。大夜班是晚上12点到早上8点。这叫做歇人不歇机器。当时就有些不明白，这么多人没黑没白的工作，而且经常搞生产竞赛，但生产产量仍然上不去。
那时全国都处于产品短缺状态，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。工厂只管生产，拖拉机都是计划调拨，工厂没有出售的权利。有一年厂里有一台拖拉机，能自行买卖。这年春节里就是用这台拖拉机换了全厂几千人的过年福利。
作为刚入厂的学徒工，工资好像是每月18元，二年20元，第3年转正后，定为一级工级，工资是31元。以后定二级工后，工资能够达到35元左右。那时的物价很低。一般县城的居民每月有10元钱就能维持生活。食堂里的饭菜也非常便宜。素菜5分钱一份，荤菜一毛一份，红烧肉也只要两毛钱一份。食堂师傅打菜时用勺子，给的有多有少。有的青年工人总结经验，菜盆儿越小越吃亏，大家都用大饭盆。打菜师傅一勺放在盆里，视觉上如果看的太少，就再补上半勺。有个青工甚至用脸盆去打菜，沾了不少光。
当时的车间分为三班倒。因此同一车间，许多人见不到面，也不熟悉。比较熟悉的是常白班的车间干部和技术人员。另外就是本班组的人员和几个谈得来的朋友。有的朋友友谊甚至保持了几十年。比如郝玉民班长，后来他取得了厂办的“721大学”的学历，成了厂里的领导。除此以外还有张华胜师傅，他家在城里和我们家是前后排邻居。他的爱人张淑英是我们车间的副主任。张姐是烈士的后代，厂里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。除此以外还有刘玉祥师傅，他是干部子弟，比较有见识。我第一次接触理论书籍，就是他拿来的一本马克思的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序言。扉页上还写着“节衣缩食，购于济南”等字样。
青工进厂后，暂被分配住进了厂里为职工家属盖的单元房。同房间里还有一位青工孝华，是济南铁路职工子弟。看的书不少，包括一些哲学书籍。已经学着可以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，对我的启发也很大。他是厂里最早下海的弄潮儿。
1976年正处于文革后期。当时的文革余毒还在。车间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是听一些老工人说，实际上还存在着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不同派别。当时的车间主任姓洪。人非常和蔼可亲，能够与人为善。据说他是保守派的代表。而另一派好像背后有人支持，不时给他出难题。当然我们年轻人从不介入和去参加了。可以说那时候除了拼命生产，下班时间还要参加政治学习，基本上没什么空余时间。学习也无非是一些“两报一刊”社论等。
与那个年代的政治氛围相适应，厂里十分重视宣传工作。自己由于美术字和文章写的比较好，经常被抽调在车间办黑板报，写大标语。也常被抽调到厂工会、宣传科帮忙。1977年春天，可能被厂里某位分管生产的厂领导看中，一纸调令将我从小件车间调到厂生产科，任总调度室统计员。
生产科与总调度室是两块牌子，一套班子。科长是张广胜，副科长姓耿。我与科长和副科长、副总调度李洪春同志在一间办公室。名义上我是李洪春的学生。李洪春是江苏宜兴人，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，业务能力很强。我的前任统计员是吴英。她结婚以后调回了济宁，由我接替了他的位置。
总调度室主要是指挥和调度全厂的生产，是全厂的一个重要部门。厂里的几个副总指挥即副厂长，经常到生产科来。科里的两位老同志，每天坐镇统计协调工作。我们戏称他两位是王总统和刘总统。年轻的调度们大多是大学毕业生，个个精明肯干。满厂到处跑，协调和调度各个分厂车间之间的生产进度。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。印象深的还有一位哈工大毕业的张建邦同志，业务能力也非常强。还有一位是四川人马立宪，歌唱的特别好。
我作为统计员，主要任务和职责就是每天早上上班后，打电话到各个车间，找统计员上报前一天的生产进度。并把生产进度做成一张视觉直观的生产日报表格，送到打字室打印。然后让各车间拿回去，使各车间的领导了解全厂的生产情况。这张16开的《生产日报》在全厂的影响是挺大的。因为在当时生产竞赛的形势下，哪个单位的生产进度看箭头就一目了然。大家都不甘心落后，争当先进。
《生产日报》里有一个栏目，就是报道厂里的各单位出现的先进事迹。这样就需要我在上午处理好工作后，到各个单位去跑情况，看有没有可以报道的好人好事，可以在《生产日报》上报道一下。这个工作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不但使我使能了解的整个厂的生产的全部过程和分工，而且锻炼了自己的文字和协调能力。另外厂门口还有一个大的黑板报，也由我负责编排内容和版面设计。每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有必要进行更换。
生产科隶属于厂部机关。对于一个有5000多人的大厂来说，厂机关各科室的年轻人不少。仅团支部就有七八个。1977年底，机关第一团支部改选，我当选为机关第一团支部副书记。支部书记是电话总机室的一位姓刘的女同志，工作热情非常高。经常召集团员们开会，也无非是学文件读报纸。唯一的一次记忆深刻的，是批评和处分犯了作风错误，导致未婚先孕的一个团员。其实他是因为在恋爱期间不慎造成了女方怀孕。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大的事情，但当时都认为他犯了天大的错误。许多年轻人主张要开除他的团籍。可见当时人们对个人的私生活有强烈的干预欲望。
1976年是我进厂的第一年，一直在小件车间工作。这时已确定进入了文革的后期。是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，迭宕起伏的一年。记得刚进厂不久，1月9日早晨广播里哀乐响起，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。大家突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悲哀。因为苦苦支撑大局的周总理就这么走了。这年的春节，城乡都没了往年那种喧闹的鞭炮声。许多人心中都在谪咕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不出席总理的追悼会？关于总理遗言的小道消息也在地下流传。不久又有公安机关抓传播谣言的消息。人们都惶惶不安。
这年的清明节，有上百万北京市民以及一些外地人涌向北京广场，以纪念周总理的名义表达着对“”极左路线的不满。白天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花圈，夜晚就被工人民兵拉走，更激发了人们的怨气。觉醒的市民们写了很多的诗词，在纪念周总理的同时表达了对“”的不满。著名的“欲悲闹鬼叫，我哭豺狼笑，杀酒祭雄杰，扬眉剑出鞘〞的诗就是代表。
但是没过几天，整个形势就发生了剧烈变化。以为首的“”，把群众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。说是黑后台。中央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保留党籍，以观后效。并派了十万工人民兵血洗了广场。
当年的7月6日，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逝世。人们心中有了许多不祥的征兆。记得最清楚的是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，使我们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。7月27日晚上，我上下午四到晚上十二点的小夜班。等下班吃完饭睡觉时，已经是28日凌晨1点左右。刚刚睡下不久，宿舍附近就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。许多民兵开始集合，半夜要进行备战拉练。等夜晚刚平静了不多时，又突然感到常在剧烈的晃动。房间的脸盆也掉到了地下，把我惊醒。听着外面有人喊把“地震了，地震了！快下楼”。我赶紧穿衣服下楼。楼下站满了人。有的人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，披着床单就跑了出来。在夜间等待了两个小时里，有些轻微的余震。以后大家就松懈下来。
第二天白天才在广播里听说是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，余波波及到上千公里。 地震之后，厂里统一搭建了防震棚，职工都住了进去。那时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搭防震棚。我也回到家中，与三姐一起，在院里挖了半尺多深的坑，搭了个简易的防震棚。家人白天在房间里，晚上进去睡觉。
事后了解到，唐山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，有24万人在震中丧生。多年以后我出差去唐山，还专门参观了唐山地震纪念馆，在照片上看了当时惨烈的场景。地震后过了没几天，看到有陆陆续续的唐山地震的伤员被拉到了山拖厂医院做治疗。看到多数人的头上身上都缠着绷带。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，不禁又使人想起了那个“人定胜天”的神话是否还成立？
时间来到九月份。9月9日中午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报，下午4点有重要新闻。到了下午4点，广播里哀乐又一次响起。这是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位原来一直被喊万岁的人也逝世了，享年83岁。有的人觉得天塌了，惶惶然不知所措。几天以后，中央在广场举行了追悼大会。县里和各大企业也举行了追悼会。我参加了厂里举行的追悼会。全体职工排队在厂门口对面的路上，听致悼词。哀乐响起时，我身旁的一位女青工在掉眼泪，而我却预感到中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这年10月1日国庆节不久，就有消息传出，中央可能出事了。我的记忆是，毛主席逝世不久，根据报纸上的主席遗言，在车间办的黑板报上，标题上写了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非常醒目。可是过了没几天，又有要求将标题改成“按过去方针办”。当时信息闭塞，不明就里。到了10月中旬，突然传来消息，“’被粉碎了。就任中央主席、主席和国务院总理。从上到下掀起了一波庆祝粉碎“”伟大胜利的热潮。大喇叭里也整天放郭沫若作词，郭兰英唱的庆祝粉碎作“”的唱豫剧歌曲。车间里的黑板报又改成了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的标题。一股新的热捧英明领袖的高潮到来了。
1976年的12月26日，在诞辰纪念日，山东拖拉机厂宣布正式建成投产。这一天全厂到处都披红挂彩，职工每人发了一份纪念品，记得是一个有四五层的手提搪瓷饭盒。上有上“山东拖拉机厂建成纪念”的字样。当天职工们还每人发了一张餐券。食堂可凭餐券为职工提供一份油炸鱼、红烧肉等精美食品。动荡的，不平凡的1976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“”被粉碎以后，厂里也进行了揭发批判“”的活动。三拖厂来自济南和全国各地的人都有，成份复杂。后来才听说其中有山东造反派里的黑干将，还有被打倒的山东省原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旧部。记得有一次在全场职工参加的批判会上，曾经的省革委笔杆子王崇训在会上做检讨。他女儿是我们车间的电工王向阳。他说话风趣幽默，说那时候写文章都是“小报抄大报，大报抄梁效”，大家都笑了。梁效是北大清华两校文革时期的大批判组的化名。
经过 1966~1976年的十年，文革终于结束了。这个时段正好是自己从10岁到20岁的少年和青年时代。在这个疯狂动荡的年代里，自己不仅荒废了学业，而且思想上也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。以那时候的认识和分辨能力，对许多事情是看不清楚的。上大学后，才对自己的这段思想历程逐步进行了反思。
自己从小就有文学爱好。进厂后曾经想创作一篇以山拖厂创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但是深受那时文艺“三突出”的影响，只想人为的塑造英雄人物。也不懂的文学怎么样更好的反映社会生活、反映人性。长篇小说只写了一章就放弃了。但是1976年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试车》，发表在由赵鹤翔老师主编的《兖州文艺》创刊号上。反映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比较低的认知水平。
1977年，在和等人的提议下，第三次复出，担任了副总理职务，分管科技和教育。当年夏天，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教育界的座谈会，拍板当年就开始做高等教育的招生考试行，夏季来不及就冬季开始。从而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，在1977年得以恢复。
这一年的10月12日，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。规定工人、农民、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、复员军人、干部和高中应届毕业生等均可以报考。这就破除了文革后期直接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做法。无疑是给整个社会吹来了一股春风。标志着文革以后教育秩序的全面恢复。
山东拖拉机厂的青年工人，大多数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招工上来的。有很多出身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，都想通过高考来改变自身的命运。当时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有两篇文章。一篇是《科学的春天》。另一篇是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这两篇文章对于青年们学习科学文化和立志报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厂里有几个比较熟悉的有志青年和朋友于邦毅，乌民光，刘鲁会，孟建强等几个人，便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。经常在一起议论参加高考要准备哪些内容等问题。但1977年从10月份接到通知以后，12月就要进行考试。对于考什么和怎样考都不太明确。更没什么复习资料可以借鉴。依靠的几乎全是自己平时的学习积累。
1977年12月份的高考，考场设在我的母校兖州铁路中学，这一年是各个省里自己出题目。高考分为文科和理科。共同考的科目是语文、政治、数学。文科加考历史和地理，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学。实行百分制，五门课满分是500分。由于大部分考生经过文革，都荒芜了学业，考试成绩很差。据说200多分就能上线。但是这一年并不公布分数。现在我也不知道究竟自己那年考了多少分。
考试过后不久，县教育局在兖州实验小学门口，张榜公布了上线的名单。不知道为啥我的名字被列在了红榜的第1个。在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，实际上对我造成了误导。
文科当时相对招生人数较少，只有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才有文科。当时都不愿意当教师，以据自己的爱好，我三个志愿依次填写了复旦大学新闻系、北京广播学院编导系和山东大学中文系三个志愿。原因是志愿填的太高，也可能是其他原因，这一年没能被录取。
1978年我们这批人又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第二次高考。这次事先有了一些复习资料。三拖厂的子弟中学还办了一个高考辅导班，我们在那里听了几次课。自己还回到母校铁路中学，借了一个地球仪为复习地理而准备。由于这时候已经调入了生产科工作，时间也相对充裕了。
1978年的高考，记得是在7月下旬。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考试前自己突然发起高烧。半夜也没能退下来，稀里糊涂的就进了考场。这次考试感觉发挥的并不好。特别是数学，本来就是弱项，仅考了36.3分。其他的四门课达到了300分，总分为336.3分。这样也上了当年的本科线，但没上重点线。那年报的志愿是山东大学中文系、山东师范学院和曲阜师范学院的中文系。录取时不知是何原因，被录取到了曲阜师范学院政治系。
我们一块考试的几个人也都过了本科线。但结果分数最高的乌民光，被录取到济宁师专中文系，刘鲁会被录取到济宁师专政治系。于邦毅如愿回到济南，进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只有孟建强落榜了。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，山东拖拉机厂共有约二三十人被录取。能够说是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。
